何镜堂和他的建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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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何镜堂——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岭南派建筑大师，无疑是缔造这种美妙乐章的个中好手。在全国各地，都常可见到他主持设计的建筑。在一方地脉上，默然不动，宛如神奏。何镜堂的建筑人生正在为您放送……

        面前的何镜堂头发虽然已经花白，但是精神矍烁，笑声爽朗，身型秀拔，打扮整齐，已近古稀之年的他，紧跟时代发展，用手提电脑收发图片，挥洒自如。采访在何镜堂院士妙趣横生的谈话中，变得轻松和谐。

        1938年，何镜堂大师，出生在鱼米之乡广东东莞。少年时的何镜堂喜欢数理化，但同时又很喜欢画画，常常和哥哥到野外写生。那时候，他认为，建筑师一半是工程师，一半是艺术家，正是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就这样，他从小就锁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高中毕业后，他考进了华南工学院建筑系，从此与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

        何镜堂：我中学的时候就喜欢数理化，当时就想将来做个工程师，做个科学家吧。但是从小因为哥哥喜欢画画，给我讲，我也喜欢画画。有时候跟他们出去写生，去外面画画，养成了一种也喜欢画画的习惯。后来人家跟我讲要是你学建筑就好了。建筑是半个艺术家，半个工程师。后来我想正好，我一是希望数理化也用得上也希望有点艺术这方面的修养工作。最后我就报考了学建筑，所以就这样学了建筑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从1956年开始，进入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从那时候开始，就跟建筑结下了一辈子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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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毕业后，何镜堂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师从我国老一辈著名建筑学家和岭南园林建筑创始人夏昌世教授。1965年，刚刚毕业的他就适逢文化大革命，他下放到偏远山区当农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

        何镜堂：到了“文革”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学建筑，建筑牵涉到一部分艺术、文学方面，所以很容易就是首先给冲击的一个专业。基本上当时建筑学就已经取消了。那时候我们已经出来工作了，工作的时候，我们开始是做一些不是很重要的工程，也接触一点点，但很快就下放劳动了。我们当农民，我当了一年农民，真实农民，自己挑柴火、做饭，过的是日出而劳动，没有阳光了，我们就可以睡觉了，就是这种生活。在黑暗的大环境中，是很难想象个人前景的，自小定下目标的何镜堂也曾经一片迷茫，彷徨过，但幸好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当农民，后来又回到了原单位，也是搞一些工程设计，但是没有放弃这个专业，只是彷徨过，不知道今后，下辈子什么情况，但对专业还是热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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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十年，浪费了他们这代人的宝贵时间，庆幸的是，何镜堂在这十年时间里，学习了《矛盾论》、《实践论》，久而久之学会了在错综复杂的事物面前，抓住主要矛盾的思维方法，为从事建筑设计打下了很好的哲学基础。

        何镜堂：“文革”应该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冲击。整个知识分子，应该讲是浪费了很多时间。30岁左右的年龄，正是人生大奋斗，开始辉煌的时候，但是我们失去了这个时光，但后来还是比较好的，应该讲最大收获主要是学《毛泽东选集》。我当时比较专心学《矛盾论》跟《实践论》，养成看问题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的方法，没想到这种思维方法是今后我们搞整个创作非常需要的，也成为我从事建筑设计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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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结束后 建筑行业逐渐恢复，那时的何镜堂特别希望，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但是想想自己的年龄，心里又特别没底。1980年前后，他和夫人参加了一些小竞赛每每得奖，这让他的信心得以恢复。1983年 已过不惑之年的何镜堂，作出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放弃北京的工作回到母校的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

        何镜堂：当时北京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本来我是学民用建筑的，但是要设计公共建筑，当时我们主要是搞一些厂房比较多，我感觉到最发挥我本身作用的，可能搞回公共建筑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我觉得广州那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有很多机遇让我们去发挥，而且我本身是广东人，我也是母校培养出来的，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习惯、文化（熟悉）和周围人际关系都比较好，所以我经过比较觉得（回母校比较好）。当时我已经四十几岁了，在一般人的心中已经是四十而立了，我还没有开始立，还是刚刚开始奋斗。当时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作为一个建筑师，如果一个人将来要在建筑方面有所成就，他可以有几条渠道，一条渠道是像我们很多先人，像梁思诚，我们现在的吴良镛教授，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师，他们是从建筑研究、建筑学方面发展、理论方面发展。还有一批人在设计院，到设计院当总建筑师，一个工程接一个工程做。我想我已经四十几岁了，如果从头这样做，不知道要走到哪一年。后来我分析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我可能要到高等学校去。高等学校里面的设计单位，我觉得这种单位最大的优点，就是把研究和设计合在一起，所谓三结合，就是产、学、研的结合。我想这样能够既搞建筑创作、搞设计，又搞建筑研究，通过研究来提升我的创作水平，从而应用到创作里面去，能不能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搞。后来我就决定选择回到我们母校华南理工大学，那里正是这样一个基地，我想找一套两点结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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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镜堂刚从北京回来没几天，就遇到了一个好机会。深圳科学馆要举行设计竞赛招标，这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工程项目。虽然时间非常紧张，他还是毅然接受了这个挑战。

        何镜堂：当时最明显的，第一个给我信心的就是我一回来没三四天吧，当时我的老院长跟我讲，现在深圳有个很大的项目，就是深圳科学馆要进行大型招标，他说不知道我有没有时间。因为当时我刚回来，一听到这个机会，原来我回来就希望大干一场，一听到这个信息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机会来了。我想，机会来了，我第一个印象。然后我就马上找我夫人。我夫人当时去了市场买竹杆，因为当时有蚊子的，我就买竹杆搞蚊帐。因为住的地方还没有解决好。我夫人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我们就马上回来迎接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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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天后，他提交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很快就作为实施方案中选并获奖。何镜堂回到广东后的第一炮打响了。深圳科学馆是何先生人生和事业之路的一个重大标志。

        何镜堂：最后用了不到二十几天就做出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当时把我们憋了一辈子的那种对专业的热爱和对建筑的期望，还有那个时候我们接触了一些国外的东西理论的东西，也应用到这里面，就形成一个（方案）。结果一送上去没几天就中标了这个中标，这是我第一个应该讲算是比较正规的作品。同时，这个作品一搞起来证明，我还是可以搞的，招标就中了，加强了我的信心。同时，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定了一条规矩。我说凡是重要的工程，我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正品来设计。同时，每做一个工程我都要进行总结、提升，还要写论文，在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刊物《建筑学报》里面发表。这是我回来的第一个工程，也是我后来写的第一篇正规的学术论文，是我在《建筑学报》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造型空间与格调——谈深圳科学馆的创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信心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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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恰逢改革开放时期，建筑创作进入黄金时代。对于何镜堂来说，这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煅炼的舞台。何镜堂的建筑创作灵感犹如决堤的大坝，涛涛不绝。1985年，何大师参与主持设计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被评为是“传译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文化”的力作。

        何镜堂：（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的第一个高潮后，来搞了五邑大学，还有其它一些（建筑）特别搞得比较好的，是跟莫伯治院士一起搞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这是我们跟莫总共同完成的，也包括我夫人，还有我的几个学生一起搞起来的，这个共同的作品。同时，也搞了一些其它的。八十年代，是我的第一个高潮。这个高潮之后从那个时候，凡是比较重要的工程，比如说科学馆、五邑大学、桂林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还有岭南画派纪念馆等等，都在《建筑学报》发表文章。这就实现了我每一个重要工程，必须进行的科学研究、提升。而且这些工程全都得奖了，每个都得了不同程度的优秀设计奖，包括国家的、省的、部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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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何老众多优秀的作品当中，历史文化纪念馆的设计是他建筑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部分。南京大屠杀是一个震撼心灵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悲惨事件。他设计的时候，牢牢把握主题，处理好与城市及周边环境对话，协调好与旧馆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空间序列，营造了从战争—屠杀—抗争—和平的场所精神。

        何镜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个已经盖起来了。因为就要盖起来才能看得到好不好，这个也是一个大型的国际竞赛，我们中标。当时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这里这个图可以看得出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因为这块地是一个刀把型的地，长条的，七百多米长，一百多米宽。我认为这个建筑不光是一个建筑设计，而是一种场所精神的营造。因为要解决好这个建筑的话，它要好多个条件跟人家不一样。首先，它的主题是一种纪念，那种屠杀，一种震撼人心灵的一种悲怆的政治事件，你必须要让人家进入到里面感受这种事件，这种悲怆，刻在心里面。第二，它是一个新老建筑的结合原来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在中间，万人坑的地方，我们把它延伸，成为一个整体，必须跟原有建筑成为一个整体，不要突出自己，而要融为一体。第三，这块地很长七百多米长必须有一个空间序列，把它组织，现在我们把它组织成一个开始是“战争—戳杀—抗争—和平”这样一条序列组织起来，一条线串起来，而且每一个地方都能够给人一种心灵上的震撼、洗礼。所以这是一个场所设计。现在从目前为止来看，这个设计，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而且也得到大家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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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底，何镜堂迎来了人生的另外一个新起点——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华南理工大学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时至今日，年近70岁的何大师依然精神矍铄、满腔热忱，依然没有放弃他热爱的建筑设计工作。

        何镜堂：当了院士之后，特别是我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我当了博士生导师，我带研究生，组织团队。由于我们学校的发展，华南理工大学我们设计研究院的发展，真正带来了一个创作的高潮，是在我组织团队之后。这个时间里面，你刚才问我搞了多少（创作），我确实没有统计过，但光是大学，我就搞了一两百个，盖起来几十个。研究校园规划与设计，也是我们华南理工大学一个品牌。现在我们设计研究院大概有几方面工程还是搞得不错的，一个是搞博物馆。纪念馆，比如（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人文馆等等，这是一个强项。还有一个是搞超高层建筑，九十年代我跟我的同事一起，跟我们的学生一起搞了市长大厦。现在我们就是搞西塔，搞好几批超高层建筑，比如西塔432米高、103层，这也是我们华南理工大学的一个强项。还有搞会展也是，像广州会展中心，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建筑群。另外，体育建筑我们也搞得不错，比如说，搞奥运那两个工程，一个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摔跤馆，还有一个，北京工业大学的羽毛球馆。这两个馆盖起来效果也不错，也是奥运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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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初试锋芒，到今日功成名就，汗水、智慧、勇气和毅力记录了这一位工程院院士的创业足迹。而这其中真正让他到达彼岸的，则是他的建筑观。

        何镜堂：从搞建筑开始，我就注意对建筑的研究，就是从中领会到一些真谛吧。所以我就把我的建筑创作理念，最终通过实践、总结，得出“两观三性”的建筑观点。“两观”是什么？就是建筑是一个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这是任何一个建筑，刚才说了建筑受各种因素影响很大，但是必须是一个整体。如果没有一个整体，那就乱了。可持续发展，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就是既满足现在的要求，又能够适应将来的发展。建筑创作我特别提到，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所谓建筑的“三性”。其中，地域性就是刚才讲的，它必须跟当地的环境、气候和当地的文化相融。比如岭南地区，讲个例子就是广东地区，就广州吧，由于广州气候，潮湿、炎热，日照时间长，高温多雨，所以所有这个地区搞的建筑，它必须考虑遮阳、隔热、通风、防潮，这个是不管你搞什么建筑都有这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因素就在建筑中反映了，所以就形成我们建筑的风格，看得出来是一种比较开朗的、比较明快的，还有跟自然结合得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跟自然结合，第二个就是文化性。一个建筑它不单要满足物质功能的要求，所谓用的，它同时要给人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既要精神内涵高品位的建筑，要人家觉得不但能适合，能工作，又有一种非常好的精神的享受，提升文化的品位，那这个建筑确实有价值，确是更深沉的，更好的一个建筑。所以我们所有建筑创作，特别是搞博物馆，纪念馆，它都追求这些。当然还有一个时代性。我觉得时代性，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都避免不了。建筑要发展你必须反映这个时代，这个物质条件，这个时代的精神，这个时代的审美观，还有跟这个时代的材料、 技术相适应。这都是作为一个建筑师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一些概念，有了这个东西你就能够综合运用到这些设计中来。所以建筑创作，它应该有它的理论，应该通过不同的创作实践来提升自己对建筑的认识，最后来指导你的设计，你的设计就能够一步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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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镜堂教授说，学建筑要先学做人，建筑师 “宁可无得 不可无德”。在教学中，他对学生，既重视对创作思维的锻炼和创作能力的提高，又重视作为未来建筑师品格的培养。强调建筑师要虚心、勤奋，更要有合作精神。

        何镜堂：做一个好的建筑师需要具备很多因素。我觉得第一个，要学会做人。我认为一个建筑师建筑是人造给人用的，它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最后检验一个建筑好不好是以能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作为终点。所以，你必须有一种以人为本的心态来设计。还有一个建筑它是一种集体劳动。我反对说，一个建筑师就是（全部）、刚才我介绍很多作品，不是我一个人的作品，是共同的劳动成果，不过我是主持这个工程，从我的经验，从我的各方面来讲，我作为一个主持，组织亲自参加我底下有一批学生，那你就要必须学会一种与这些人共事的合作精神。那你就必须要具备一些品德，做人的基本准则，一些道德。我认为建筑师这点最重要，学建筑首先要学会做人。这是第一条，我认为必须要具备。第二个，我觉得，学建筑的话，最重要的，要有一个好的创作思维。我刚才讲的非常重要。因为（影响）建筑的因素太多了，常常碰到一大堆问题，无所适从，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不知道怎么做比较好。因为个个都会提意见，一个建筑个个都说这个好，那个不好都可以的，那这种情况你怎么选，就要思维了。所以我刚才讲的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辩证的思维方法。我认为（对）一个建筑师（来说），这是非常重要。有了这两条，其它必须具备的，比如说勤奋、好学，还有创新精神等等，这都是作为一个建筑师需要的。但是，那两条我认为大家不是很重视，因为在我的一生里面，我感到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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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生的眼中，何教授就象冬天的暖阳一样，博大耀眼却温暖、柔和。虽然何教授已经年近70岁，但他全身仍然焕发出一种年轻的活力，不仅思维敏捷，而且处事干练。他说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和他的学生和他工作室里的年轻人在一起进行建筑创作。

        何镜堂：我觉得我最大的安慰就是跟年轻人在一起，我现在有好几十个研究生，正在念的，毕业的有一大批了。我现在主要的生活，主要的工作是，既出成果又出人才，把它两个结合起来。一个搞创作、搞设计是我的一个爱好，也同时是形势的要求，国家的要求，单位的要求。培养研究生也是通过这种搞建筑创作的过程里面，锻炼了他们，所以最后既出人才又出成果。

        郭卫宏：他很重要的一点为人处世，他对人就特别好，对学生也特别好。

        黄艳芳：首先他的品格方面对我们影响比较大，就是他这个人不是很追求利益的方面的东西，但是他对设计的追求就很执着。

        刘宇波：他还是对这个专业非常非常的热爱。他本身工作强度非常大，基本上很少有个人休息、娱乐这样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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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技术员到教授，再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跨越，一步一次攀登，脚印中充满了汗水，跨越中需要智慧与勇气，攀登中需要毅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由何院士主持设计的一幢幢造型别致形态、神韵各异的高楼大厦，就是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竭诚和永不满足的创作激情谱写出来的新篇章。这一串串脚印，一步步跨越，一次次攀登，一项项业绩，记录下了一位工程院院士的创业足迹。他将竭尽忠诚，一丝不苟，将缕缕情怀融汇于张张图纸中，为多娇的祖国江山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