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俊：农民工的“市民权”不应与土地挂钩

：“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是十八大报告里面的重大判断，也可以称为农民工的市民化。这个提法是第一次写入党的文件和报告中，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和政策转变。”11月26日，在长安讲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的讲座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韩俊称，“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本质上就是公共服务基本化的过程。其标志是农民工能够在企业就业，子女能够融入城市的学校，家庭能够融入社区，农民工群体能够融入社会。才能真正地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目前从政策来讲，最核心的问题是，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的全体覆盖，同时还要均等化。全覆盖仅是第一步，是可及的状态。随后还要努力实现均等化。

标签化的“农民工”

“农民工”算是比较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这与我国特有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向联系的。现在只要是持有农村户口，还没有在城市落户，不论务工还是经商，都可以贴一个“农民工”的标签，而且这个群体也非常庞大。2011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人，其中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是1.59亿人，在本地务工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接近9500万人。也就意味着现在城镇的常住人口中每4个就有1个是外来流动人口。

如此庞大的群体被冠以带有歧视性的“农民工”的标签，已经引起诸多重视。对此，中央政府也引起足够重视，十八大报告中，开始使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来替代，而没有用农民工市民化。

但是农民工背后的制度如果不改变的话，无论如何改变称呼可能都不会产生多大意义。

“关键是农民工背后有很多的制度安排缺失，对这个群体有很大的歧视性。现在有一个术语叫做新生代农民工，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群体，他们已经超过1亿多人。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很多就是出生在城里，成长在城里。”对于农民工的称谓，韩俊一再强调，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完完全全脱离了农村、农业，就不要再出现所谓的“新兴农民工”、“农三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到2020年将会达到60%左右，2030年将会达到66%左右。而中国要变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将会逼近70%。由此可见，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现在的城镇化还不彻底。

因为农民工进城只要超过六个月，就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就是城市人。因为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并没有普遍而且均等地惠及他们。所以在人口流动加剧，社会深刻变动的大背景下，如果本地人和外来人口之间分布着巨大的收入和福利鸿沟，有可能成为新的重大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现在农民工只要离开家乡在城里居住超过半年，就被统计为城镇的常住人口，并且比例越来越高了。这个大的一个群体，大概有2.5亿，而且还在不断扩大。

“农民工是成为一个稳定的群体还是演变成流动不定、动荡不安的群体，是成为一个良性发展的群体还是演变为没有出路的群体，是成为一个共享发展成果的群体，还是演变成缺乏关爱逐步被边缘化的群体，这对我党执政能力和政治管理能力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挑战。”韩俊再次强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性。

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很强

现在城市已经很难离开农民工这个群体。过去农民工是亦工亦农但是现在多数农民已经不从事农业了。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的比例高达84.5%。张德江副总理讲：“现在很多农民工是‘手不能提蓝，肩不能担担’”。

与之相呼应的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非常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愿意回到农村定居的农民工只占8.8%，只有7.7%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到农村定居，也就是意味着九成以上的农民工愿意留在城里，而且农民工对于定居城市的选择也是多元的。而且农民工选择定居的城市与其就业路径是高度一致的，这是符合经济人理性的。

对于争论中的农民工的“市民权”需要与土地挂钩，韩俊肯定的回答，“土地不是国家无偿给农民的福利，土地是农民的财产权利。在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农民转移到城市定居，享受城市的服务，要将其财产让渡出来。户籍制度对农民工本就是很大的歧视，将来农民变成市民还要拿土地来作为交换，这是对他们这个群体更大的歧视。”而调查也发现，绝大多数农民工是不愿意放弃宅基地、承包地来换取城镇户口的。

有国际研究机构建议，中国在2030年，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彻底到位。从1958年到2030年，将近80年的时间，韩俊认为“这对农民来说太不公平了”，并直言，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将附着在户口上的福利逐步剥离。任何国家都有户口管理制度，就应该是只有人口登记的功能，不能让户口与福利挂钩，更不能说，要在城市落户获得户口与放弃农村的土地财产挂钩，这是不公平的。

谈到扩大内需的时候，韩俊说道，“人民收入的增长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最大的内需。”并根据调研预测，在十三五期间，中国农村劳动力将会由结构性短缺发展为全面短缺。这样，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力成本就会显著提高。

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就是来源于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如果到刘易斯拐点以后，农民工工资提高，会产生巨大需求，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韩俊说：“千万不要将这当做一件不好的事情。”并援引美国哈佛大学一位教授的话称，如果中国永远是低工资的话，怎么可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呢？

对于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韩俊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 也不是都让农民进城。而是要消除城乡隔离，允许农民进城落户定居，工业反哺农业的基础上，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改善农村的公共服务。让农民在农村过上体面的生活，也得支持农业加快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要形成适度的经营规模，农民务农要有合理收入，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年轻人逃离农村了，也要为部分年轻人愿意留在农村务农创造条件，这才叫城乡发展一体化。